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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爾多斯學研究的特色與優勢
2020-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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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鄂爾多斯學及其研究會創立18年來,現在到了在學科體系建設方面要有新的突破和進展的關鍵時期。鄂爾多斯學=知識體系+應用服務。只有構建起鄂爾多斯學學科體系,才能應用它來為社會發展服務。

    鄂爾多斯學研究會以及內蒙古社科聯都特別重視鄂爾多斯學研究工作。5月20日,鄂爾多斯學研究會在市委黨校會議室組織召開“深化和促進鄂爾多斯學研究座談會”。5月27日,內蒙古社科聯黨組書記高慧廣、社科聯一級巡視員胡益華一行深入鄂爾多斯學研究會調研指導地方學深化與提升工作。高慧廣對鄂爾多斯學研究會的工作提出幾點希望:一是把握定位、聚焦問題。立足研究會自身的特色和優勢,對現實問題和理論問題要有聚焦意識,發揮研究會服務大局、服務黨委政府的積極作用。二是打造鄂爾多斯學研究會的2.0版本,在廣而全的基礎上打造精品課題和精品研究。三是制定鄂爾多斯學研究會未來的3-5年規劃,并逐步形成一批召之即來來之能戰的百人專家團。四是深入挖掘鄂爾多斯歷史文化,把握彰顯地方特色的文化元素,提煉精神內核。最終要把鄂爾多斯學研究會打造成鄂爾多斯文化軟實力的重要載體。

    鄂爾多斯學研究會創立于2002年9月,是自治區第一個并且到目前在自治區社科聯120多個直屬社團中唯一專門研究地方學并且努力創建新的學科知識體系的民間學術團體。因此,鄂爾多斯學及其研究會的特色和優勢非常鮮明。

    2017年,在鄂爾多斯學研究會舉辦的“中國地方學研究交流暨鄂爾多斯學學術座談會”上,時任自治區社科聯黨組書記、主席杭栓柱在題為《偉大的實踐呼喚內蒙古學的構建》致辭中說:最近,我們也正在思考探索怎樣構建“內蒙古學”,前期進行了一些調研,開過相關會議。據了解,目前我國有北京學、上海學、晉學、桂學、廣州學、杭州學、溫州學、泉州學、揚州學、鄂爾多斯學以及臺北學、香港學、澳門學等數十個地方學。我們雖然現在才提出構建內蒙古學,但是也將努力全面而深入地推進構建內蒙古學的進程。杭栓柱在講到“構建內蒙古學有了很好的實踐基礎”時說:在內蒙古地方學研究中,鄂爾多斯學研究會已經做出了許多貢獻,有三個方面尤為突出 :一是2002年率先創建鄂爾多斯學,對“知識體系 + 應用服務”有了探索和實踐 ;二是2005年率先倡議成立中國地方學研究聯席會并擔任輪值主席方(2008年輪值主席方移交北京學研究基地,目前會員單位有30多家),促進中國地方學研究協同發展,例如這次的“中國地方學研究理論與實踐調查報告”就是一個具體成果 ;三是率先走進網絡,促進“互聯網+地方學研究”,在思想類公益性草根網設立的“地方學研究”團體博客訪問量達千萬人次,引起廣泛的社會關注。鄂爾多斯學研究會15年來的不懈努力以及所取得的突出成績,為內蒙古學的探索和構建奠定了很好的實踐基礎,相信在內蒙古學的構建中能夠發揮特殊的重要作用。

    鄂爾多斯學研究的確在大膽探索、作出不懈努力,但是地方學學科建設也普遍存在很多問題,主要表現在幾個方面。一是被當地傳統文化所束縛,結果如泉州學研究者在談到“窘迫之狀”時所言,近年來學科建設與發展“裹足不前”;又如鄂爾多斯學研究者在談到“困惑”時所說,十幾年了,我們還在原來的路子上“踏步不前”。二是視野狹隘,如廈門學研究者所言,地方學研究有一個“危險”,就是只顧了自己腳下這一方土地的研究,忘記了抬起頭來看看周圍,看看全中國,看看全世界;又如泉州學研究者所言,近年來,大多數學者囿于有限的學術視野,畫地為牢,以至于有的本地學者氣憤地說,我們只不過是井底之蛙,“泉州學”的學科建設幾乎處于停滯狀態,沒有底氣解釋這門學科,無人再往更深層次的研究推進一步,走到了“回望”的盡頭。三是缺乏系統性,如溫州學研究者所言:多年來,不少專家、學者從不同角度對溫州的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進行了研究,并且在許多方面取得了成果。但是,從總體上看,現有的研究資源和學術成果還是分散的、零碎的,沒有形成完整的研究體系。

    改變這種現狀的根本應對措施,就是探索和遵循在本質上是同一的客觀規律,各地方學交流合作,形成合力共同創建地方學學科知識體系。對此,地方學研究者有共識。杭州學研究者馬智慧認為,地方學的長期發展離不開知識體系的構建,這是防止地方學曇花一現,或換了領導即換面貌等問題的根本應對措施。廈門學研究者陳耕認為,中國地方學研究到了應該協同創新,聯合起來有所新的突破的關鍵時期。我們必須在中國學的視野下,在對世界地方學研究的了解觀照的前提下,來開展地方學研究、區域文化學研究。雖然天南地北,但是地方學之間一定是有相同規律的,地方學學科的構建一定是可以而且必須協同創新、融合發展。溫州學研究者潘忠強認為,溫州學的學界認同度還不高,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溫州學尚未構建起學科體系。這就要求溫州學研究聚焦明確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確立核心命題和邏輯主線、構建學科理論體系、構建學術話語體系、形成學術共同體等五個要素,努力成為“常規學科”。

    地方學,是在地方研究的基礎上構建新的學科知識體系,是地方特色與學科普遍原理的有機結合。地方學研究包括提出概念、深入研究、初步形成學科框架、基本建成學科體系的全過程。目前,溫州學是在歸納梳理溫州研究18年所取得的700余部著作基礎上,“啟動”溫州學研究創新發展系統工程,明確提出到2025年初步形成學科框架,使地方學學科知識體系的構建有了時間表和路線圖,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創舉。相對而言,在中國地方研究方面,完成七百、七千、七萬部著作也是容易的事情,而在此基礎上完成一兩部體現地方學學科知識體系普遍原理的著作也是非常艱巨的任務,需要地方學研究領域許多專家學者多種形式的廣泛而深入的交流合作。

    在創立溫州學之初,時任溫州市委書記李強在《關于創立溫州學的思考》中認為:研究一個地方的文化,應該把它放到全國、放到世界中去分析、去比較,大膽地借鑒和吸收人類一切文明成果。我們希望通過溫州學研究,尤其是對溫州人“筑碼頭、闖天下”、開拓海內外市場的研究,對溫州人開放意識、開放觀念的研究,進一步增強溫州人的全球意識和世界眼光,變“區域人”為“世界人”。溫州市社科聯副主席洪振寧在《從“河文化”到“海文化”》一文中說:創立溫州學,是通過研究溫州這一地球的一角、中國的一區域,研究這里的人、這里的經濟、這里的文化如何越來越“世界化”、“全球化”。立足溫州,接軌世界,研究“世界中的溫州人”,研究“走向世界的溫州公民”,必得有全球化的頭腦和心胸。

    由此可見,溫州學研究將進一步增強溫州人的全球意識和世界眼光,以全球化的頭腦和胸懷研究地球一角、中國一區域的溫州,把溫州學作為一個聯結點與人類科學文化的大網絡結合起來,與全球地方學學科知識體系形成一個有機整體。因此,“溫州學”研究率先“啟動”創新發展系統工程,將推動全球地方學研究的協同創新、融合發展。

    鄂爾多斯學與溫州學都成立于2002年。鄂爾多斯學研究會與溫州學研究中心一直相互學習借鑒、交流合作。2004年,鄂爾多斯學研究會第一次外出考察學習,是研究會秘書長楊道爾吉帶隊去考察學習溫州學和揚州學。2007年,鄂爾多斯學研究會會長奇朝魯率團去參加溫州市舉辦的“區域文化研究與地方學建設(溫州)研討會”,奇朝魯以《對地方學建設之我見——鄂爾多斯學及其研究會實踐的啟示》為題作了大會發言。溫州市社科聯副主席洪振寧教授、溫州學研究中心胡曉慧研究員等,也先后到鄂爾多斯學研究會傳經送寶,在鄂爾多斯學研究會編輯出版的《論地方學建設與發展——中國地方學建設與發展研討會文集》發表文章《溫州學研究任務及方法的思考 》等。

    現在,溫州學“啟動”到2025年初步形成學科框架的創新發展系統工程,使地方學學科知識體系的構建有了時間表和路線圖;鄂爾多斯學研究的未來3-5年規劃,也應該考慮與此交流合作、融合發展的要素。

    一、鄂爾多斯學研究的特色

    鄂爾多斯學,是在綜合研究鄂爾多斯基礎上創建新的學科知識體系。鄂爾多斯學研究的特色,是在鄂爾多斯或者是廣義鄂爾多斯文化特色基礎上形成的。

    “鄂爾多斯”是蒙古語,主要有三個含義:一是地理區域名稱;二是在蒙古族歷史中形成和發展的宮殿與部落;三是當代新興城市。我們現在所說的鄂爾多斯文化,是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城市文化的有機整體。

    從地域來看,蒙古語“鄂爾多”是漢語“南”之意。古代戈壁沙漠以南稱“漠南”,陰山山脈以南稱“陰山南”,黃河以南稱“河南”,久而久之,三南之地統稱“鄂爾多斯”(南面)。古代漢文書籍中出現的“漠南”、“河南”、“南套”、“南匈奴”、“南蒙古”等記載,符合蒙古語“鄂爾多斯”稱呼。例如鄂爾多斯古陸、古海、盆地、高原等,都是指鄂爾多斯這個自然地理區域的地形地貌和地質演變等。我們現在一般所說的鄂爾多斯地理位置,是指鄂爾多斯市的地理位置,位于內蒙古自治區西南部,面積8.7萬平方公里。鄂爾多斯市在中國版圖上的位置非常獨特。每天晚上央視新聞聯播之后,從天氣預報圖中來看,鄂爾多斯是全國唯一明顯而完整地畫出區域的地級市地區:西、北、東三面黃河呈“幾”字形環繞,南面以古長城為界與陜西相鄰,即古長城與黃河環繞之中的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就是鄂爾多斯。

    從當代新興城市來看,2001年經國務院批準,撤伊克昭盟設鄂爾多斯市,使地域鄂爾多斯、蒙古族鄂爾多斯、新興城市鄂爾多斯融為一體,開啟了鄂爾多斯發展的新紀元。鄂爾多斯市所轄7旗2區,即鄂托克前旗、鄂托克旗、杭錦旗、烏審旗、伊金霍洛旗、達拉特旗、準格爾旗以及東勝區、康巴什區,截至2018年末,全市常住人口207.84萬人,是一個以蒙古族為主體、漢族占多數的地級市。鄂爾多斯市先后榮獲全國文明城市、國家衛生城市、國家園林城市、全國綠化模范城市等榮譽稱號,被中央確定為改革開放30年全國十八個典型地區和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五個典型城市之一,被列為國家資源型經濟創新發展綜合改革試點和全國首批生態文明先行示范區。2017年《聯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第十三次締約方大會在鄂爾多斯市成功舉辦,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汪洋稱贊鄂爾多斯為中國現代名城。

    人們一般容易理解作為地域和城市的鄂爾多斯,而最具神秘色彩和傳奇故事的是蒙古族鄂爾多斯文化,即在蒙古族人文歷史中圍繞成吉思汗形成的眾多宮殿以及忠誠部落鄂爾多斯。

    在成吉思汗時期,有四大“斡耳朵”(鄂爾多),分布于蒙古高原不同的地方,每個“斡耳朵”都是由上千座營帳組成的帳幕群,作為汗廷的四大“斡耳朵”也相似于一個城市群,由當時各萬戶、千戶長選派的對成吉思汗最忠誠的人員組成的精銳衛隊守護。其中,成吉思汗與第一夫人孛兒貼居住的大“斡耳朵”,起著首都的作用,是政治軍事指揮中心。在成吉思汗決定把哈剌和林建成都城之前,蒙古汗國已經有起著首都作用的政治軍事指揮中心,那就是成吉思汗親自創建的作為“眾多宮殿”的蒙古帝國第一個草原都城“鄂爾多斯”。

    成吉思汗去世之后,作為汗廷的眾多宮殿鄂爾多斯,逐漸改變為祭祀成吉思汗圣物的宮帳、八白室;眾多宮殿的精銳衛護部隊和皇室工作人員的一部分,后來成為守護和祭祀成吉思汗八白室圣物的鄂爾多斯部落。斡耳朵組織和怯薛組織的人戶共同構成了鄂爾多斯部的先民,四大斡耳朵屬民后裔成為鄂爾多斯部的主體。歷史上的鄂爾多斯部落,不是以血緣關系和地緣關系為紐帶,而是基于某種共同信念的以職業和責任關系為紐帶組合在一起的社會群體,因此鄂爾多斯人更具有凝聚力、忠誠度和責任感。

    八百年來,圍繞著成吉思汗形成和發展的蒙古族鄂爾多斯,作為宮殿與部落,具有轉換自如的應變能力和生命活力。鄂爾多斯作為城市,曾經是古代草原都城,后來演化為象征都城宮殿的八白室,現在又成為現代草原名城;從人的角度來看,鄂爾多斯是蒙古族的一個部落,也是多民族融合的廣大居民;從人與城的關系來看,鄂爾多斯是崇尚自然、以人為本的草原文化城市,不是人受圍城所封閉,而是城隨人所變遷??傊?,蒙古族鄂爾多斯人歷經數百年滄桑歲月,經過上萬里流動遷徙,創造過輝煌,經歷過磨難,書寫過無數傳奇故事,最終來到并植根于成吉思汗生前眷戀并且愿作為享樂安息之地的古老而神奇的鄂爾多斯大地,與以蒙古族為主體、漢族占多數、多民族和諧發展的現代草原名城鄂爾多斯融為一體,共同溫暖全世界。

    如果說地方研究容易局限于外在描述性的“文化解釋”,那么地方學必須研究探討內在本質規律。老子云:“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地方學不局限于德、仁、義、禮層面上的文化研究,而是努力不失道或者說入道、順道。以此來研究鄂爾多斯學,研究鄂爾多斯文化中具有典型意義的成吉思汗文化,就不再只是停留在表現形式上,不再只是看把他的遺物當作“神物”跪拜祭祀了多少年,而更注重他所敬仰的長生天即所順應的自然規律,以博大胸懷和科學態度,把成吉思汗雄視全球的霸氣、激情四射的豪邁、走向文明的智慧,滲透到我們的骨子里和血液中,使自己也成為頂天立地的漢子。腦子里的知識學問可以學會,而骨子里的優質基因只能遺傳,這是蒙古人傳承和創新發展成吉思汗文化的鮮明特色和獨特優勢,從而形成鄂爾多斯學研究的鮮明特色和獨特優勢。

    成吉思汗文化在鄂爾多斯文化中具有特殊意義,同時也具有全球影響力。自美國《華盛頓郵報》把成吉思汗評為“千年風云第一人”以來,成吉思汗研究在世界范圍內出現前所未有的強勁態勢,出現一批產生巨大影響的巨著或力作,成為暢銷歐美的熱血讀物,再掀英雄史詩的熱潮,鼓舞人們為夢想而戰,像成吉思汗一樣創造英雄傳奇!德國歷史學家巴克霍森在《成吉思汗及其黃金帝國的崛起》中認為,成吉思汗是一位名副其實的實干家,一位幾乎白手起家的卓越經營者,打造了當時世界上最卓越的團隊。美國學者威澤弗德在《成吉思汗與今日世界之形成》中認為,蒙古人不僅僅是戰爭中的優秀征服者,他們還具備一種適應進步以及仁愛法則的稟賦,帶著東方的先進文化和科技進入了還處在黑暗時代的歐洲,并喚起了全球性的人類覺醒。成吉思汗是一位富于創新的領導者,也是第一個在自己征服過的各個國家里將法律的力量置于自身權力之上、鼓勵宗教自由、創辦公立學校、準予外交豁免權、廢除酷刑以及開通自由貿易的統治者。韓國學者金正洛在《千年歷史人物》一書中說:大地是人類的家園,我們只有一個家園,這是當今人類“全球化”的新概念。然而,“全球化”起源于成吉思汗的大統一。成吉思汗的經濟政策是當今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雛形。成吉思汗的馳馬驛站是當時通訊業的最佳最快形式,是當今世界因特網的前奏。成吉思汗的開放政策是當今世界國際關系發展趨勢的先行。

    成吉思汗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些,根本原因是他本能地順應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發揮了他所敬仰的長生天的力量。如內蒙古文聯原主席、鄂爾多斯學研究者阿云嘎在《讀<成吉思汗箴言選輯>后所想到的》中所言:“何為長生天的力量?我們可以理解為自然規律或者歷史的必然性。因此他主張‘以誠敬天’,要求順應事物的自然規律和歷史潮流。我們大致可以概括成吉思汗建立新秩序的基本原則,那就是:崇尚自然,統一和諧,相互補充,依法治理”。

    鄂爾多斯學作為研究普遍規律的學科體系,就是要順應事物的自然規律和歷史潮流。因此,在構建地方學學科知識體系的視野下研究成吉思汗文化,注重的是以成吉思汗文化為代表的蒙古族文化,對中華文化以及人類社會在兩個方面所做出的重大貢獻:一是促進中華文化擴大了體量、提高了質量;二是給予人類全部社會體系整體性旋轉的初次動力。

    1.改變中華文化體量和質量

    習近平主席在“首屆亞洲文明對話大會”主旨演講中指出:“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華文明內在的生存理念”。

    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成為中華文明內在的生存和發展理念,是中華多民族文化在不斷碰撞、交流、融合中形成的。其中,蒙古族文化對中華文化體量的擴大和質量的提高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如文化學者余秋雨在《秦長城下的文化思考》中所言:“蒙古文化,這是一個在我們遼闊的疆域上,能夠讓全世界都抬起頭來驚訝的一種文化;也曾經是使中華文化改變了它的體量和質量的一種文化”。而蒙古族文化與漢族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尤為明顯,如內蒙古師范大學教授、鄂爾多斯學研究會專家委員會委員格·孟和在《蒙古文化概論》中所言:“從現在找到的歷史文獻來看,成吉思汗與長春真人見面,這在蒙漢兩個民族文化交流史上是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事件,而成吉思汗成為蒙漢文化交流的奠基者,是多民族的中華文明形成和發展的推動者”。應該是,成吉思汗成為促進蒙漢文化交流的第一人,也為中華文化擴大體量和提高質量做出了貢獻,其根基在于“道”和“長生天”理念的對接與融合。

    在蒙古族文化與漢族文化的交流融合中,格·孟和教授在《論成吉思汗會見長春真人的歷史意義》中所講的兩點很重要:1.成吉思汗是蒙漢文化交流的奠基者,而蒙漢文化廣泛而深入交流主要是從長春真人丘處機所講的老子道學開始的。邱處機與成吉思汗的會見,原本都有功利目的。前者志在平息戰火,后者意在討求不死之藥。然而,兩個性格絕不相同乃至于相悖的歷史人物,在親切的交流中各自顯露其真誠、睿智及人格魅力,于是便有智者間的傾心,結下了至死不忘的情感,找到了文化交融的結合點。2、成吉思汗聽過長春真人丘處機所講的道家哲理后說:“諄諄道誨,敬聞命矣,斯皆難行之事,然則敢不遵?依仙命勤而行之?!边€命令近臣:“錄之簡冊。朕將親覽。其有玄旨未明者,續當請益焉”。對一個所向披靡、橫掃歐亞大陸的一代天驕成吉思汗來說,認為道學有“玄旨”,是“仙命”,恭敬地聆聽,虔誠地遵從,這是一個非常奇特的文化現象,也足見道學對成吉思汗的影響之深刻。從人與自然的關系來看,人們能夠意識到,除了自身有限的力量之外,還有一種無形的更大的自然能量客觀存在。人們不知道它來自哪里,一般認為來自神仙法力或者天地靈氣,而老子認為來自“道”,揭示了道法自然的規律,因此崇拜天地、注重人的天性、遵循自然規律的蒙古民族,容易接受闡述自然法則的老子道學。

    由此可見,從蒙漢文化交流融合、中華文化擴大體量和提高質量、中華文明內在的生存和發展理念等方面來看,“道”和“長生天”理念的對接與融合,使圍繞成吉思汗形成的蒙古族鄂爾多斯文化形成了一個具有深刻內涵的鮮明特色。

    2.給予世界旋轉的初次動力

    成吉思汗不僅擴大了中華文化的體量,也給予整個世界旋轉的初次動力,通過武裝力量和經濟手段促進了全球化。

    從經濟角度來看,人員流動、產品交換、貨幣通用是全球化的基礎。在商品的流通、貨幣的產生和發展過程中,草原游牧民族最先發展了貨幣形式,這與他們自然流動的生產生活方式有關,也與他們不被身外之物所束縛的天生性格有關。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言:“游牧民族最先發展了貨幣形式,因為他們的一切財產都具有可以移動的因而可以直接讓渡的形式,又因為他們的生活方式使他們經常和別的共同體接觸,因而引起產品交換”。

    到了蒙元時期,蒙古人使“紙幣取得了一種同它的金屬實體在外部相脫離的并純粹是職能的存在形式”,用國家強制行動使紙幣得到社會公認并取得社會權力,使紙幣成為具有信用的主體貨幣。游牧民族最先發展的各地流通的貨幣,主要是等價物和抵押品,發揮有形的物質功能;而蒙古民族最先創造的通用紙幣,則是一種貨幣符號和價值符號,主要發揮無形的信息功能。蒙古帝國一方面靠“社會大風暴”手段,靠武裝力量,開拓了一個潛在的貨幣供應源泉;另一方面,靠經濟手段,靠貨幣權力和信用,使國界的擴展與貨幣權力的增大,形成了一個有機整體,為新世界、新時代的到來劃定了新的秩序,奠定了“資本產生的歷史前提”。日本學者飯村穰說:“成吉思汗千方百計吸取時代精華,東西方文化交流也被他推進了。成吉思汗這樣的天之驕子的誕生,使世界從沉睡中覺醒。我把成吉思汗誕生可以看作改變世界方向,形成今日世界的誕生。他對睡眠中的世界注入活力,給予世界旋轉的初次動力是不能否認的事實”。

    在某種意義上,如果說蒙古帝國靠武裝力量重新勾畫了世界版圖,那么元朝時期則是靠經濟利益和貨幣權力把原來相互隔絕的帝國緊密聯系在一起。所創建的自由貿易通道,不僅促進了商業的流通,還促進了東西方的思想、技術和生活方式的交流。直到13和14世紀,蒙古民族創造的紙幣成為通用流通以后,商業才開始從鑄幣中解放出來。從16世紀開始,西方仿效中國設立了儲幣銀行,可以說這是蒙古族貨幣文化的一種傳承和發展。

    到了現代社會,貨幣力量發展為資本力量,而且如恩格斯所言:“資本和勞動的關系,是我們現代全部社會體系所依以旋轉的軸心”。就貨幣和資本而言,蒙古民族在成吉思汗影響力下,通過紙幣的權力和信用“給予世界旋轉的初次動力”,奠定了“資本產生的歷史前提”,而馬克思對資本和勞動的關系“第一次作了科學的說明”,從這種歷史發展的脈絡及其必然性中,我們可以看到“長生天”的能量與“真理”之光芒的交相輝映,也由此能夠感悟到圍繞成吉思汗形成的蒙古族鄂爾多斯文化又一個具有深刻內涵的鮮明特色。

    二、鄂爾多斯學研究的優勢

    “長生天”信仰和“道”之信念的對接融合,“長生天”能量與“真理”之光芒的交相輝映,是鄂爾多斯文化鮮明特色。創建鄂爾多斯學學科知識體系,就是努力把鄂爾多斯文化的鮮明特色轉化為鄂爾多斯學研究的顯著優勢。鄂爾多斯學研究的優勢,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研究內容與研究方法的優勢,二是交流合作與平臺建設的優勢。

    (一)研究內容與研究方法的優勢

    對鄂爾多斯學的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的優勢,可以從本質意義和社會實踐兩個方面來探討。

    1.在本質意義上,鄂爾多斯學研究內容的優勢是探索規律、道法自然,研究方法的優勢是比較研究、集成創新。

    鄂爾多斯學學科知識體系的構建與應用是建立在鄂爾多斯人的信仰和信念基礎之上的社會事業,如鄂爾多斯學及其研究會主要創始人奇朝魯在《回顧與瞻望——寫在鄂爾多斯學研究會一周年之際》中所言:多學科的綜合性研究,是現代科學的重要特征。融多學科為一體的“鄂爾多斯學”,旨在構建包容性很強的地域性、系統性專門學問。這就是創意“鄂爾多斯學”命題的基本內涵和依據。使命感和責任感決定我們去追求這種選擇,去做信仰和信念決定我們應該做、必須做的事情。志同者必然道合。對事業的認同感匯集成一股巨大的信心和力量。

    鄂爾多斯人的信仰和信念基于對道、長生天、真理的探尋與遵循,因此鄂爾多斯學研究的根本任務是探索規律,終極目標是道法自然。奇朝魯在《淺議地方學和地域文化》中指出:“遵循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方法論,去探尋認知事物發展變化的內在規律,包括鄂爾多斯學與鄂爾多斯文化及其與鄂爾多斯經濟、政治、生態等社會文化現象的內在客觀規律,是鄂爾多斯學研究的根本任務。運用規律,引領發展;認識自我,超越自我;集成創新,道法自然是終極目標??梢匝由鞛?,地方學研究的根本任務是探索規律,終極目標是道法自然”。 正是這種根本任務和終極目標,形成了鄂爾多斯學研究內容和方法的優勢。

    近年來,鄂爾多斯學研究者把“老子道學、成吉思汗文化、馬克思理論比較研究與集成創新”作為重點課題來研究,在《中國科技發展經典文庫》《中華優質教育》等書刊發表《草原文化與全球經濟一體化——草原人有智慧有能力訓導資本狼》《靈氣活化“資本論”——試讓人類智慧最高結晶體現巨大經濟價值》《資本的信息結構及其功能研究——開發馬克思主義經濟價值的最佳途徑》(獲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頒發的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等文章,2015年取得階段性成果,由九州出版社出版發行專著《比較研究與集成創新——鄂爾多斯學學科建設探索》。這方面的探索,引起其他地方學研究者的關注,例如泉州學研究者林少川、萬冬青在《泉州學與鄂爾多斯學的比較研究》中說:“近年來,鄂爾多斯學研究會發表了‘資本論壇’、‘老子文化與馬克思理論水乳交融’、‘研究成吉思汗文化的現實意義’、‘解讀老子,探索本原——鄂爾多斯文化的核心內容是自然法則’等很多研究成果。將老子、成吉思汗、馬克思這三個不同時代、不同類型的思想體系融為一體, 進行比較研究,集成創新,充分體現鄂爾多斯文化的創新魅力?!?/p>

    通過比較研究,我們清晰地意識到,人,人所創造的科學文化,科學文化所揭示、反映、轉化的自然法則本身,這是三個不同層次上的不同概念。老子、成吉思汗、馬克思是不同歷史時期、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他們從不同角度探索、遵循、揭示自然法則而創造和形成的老子“道學”、成吉思汗“文化”、馬克思“理論”是認識論層次上的表現形式,而“道”、“長生天”、“真理”只是稱謂不同,但實質上是本體論層次上的客觀存在,可以統稱為自然法則。相對而言,個體生命是短暫的,科學文化可以穿越時空在社會“公共大腦”里得到傳承與發展,而自然法則是永恒的,它對任何人來說都是相同的客觀存在,它“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我們學習和研究前人的科學文化,只是在學習和掌握其方式方法,而最終目的是更全面而深入地認識和把握客觀存在的自然法則本身。

    2.在社會實踐中,鄂爾多斯學研究內容的優勢是解決民生問題,促進人的全面而自由發展;研究方法的優勢是通過解決實際問題來倒逼加快學科體系建設,并且在構建和應用中創造和體現學科知識體系價值。

    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決定了未來社會的“基本原則”是“實現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發展”。實現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發展,起碼要具備兩個方面的條件:一是對自然規律的認識和把握,二是形成利益和命運共同體。對自由與規律的關系,恩格斯指出:“自由就在于根據對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認識來支配我們自己和外部自然”;真正的人的自由“是那種同已被認識的自然規律和諧一致的生活”。對個人自由與共同體的關系,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只有在共同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在真正的共同體的條件下,各個人在自己的聯合中并通過這種聯合獲得自己的自由”。

    實現人的全面而自由發展,需要理論研究,更需要社會實踐。地方學的構建與應用是一個有機整體,一方面看是否能夠把文化與經濟互動關系、融合發展的內在規律揭示出來;另一方面看在應用服務中是否能夠把學科體系的價值體現出來,而只有在市場主體中才能創造和體現出價值。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能夠使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的“共同體”就是市場主體。市場主體是市場上從事交易活動的組織和個人,即商品進入市場的監護人、所有者等。市場主體可以分為投資者、經營者、勞動者以及消費者。企業是最重要的市場主體,它具有盈利性,這是其最本質最重要的特征。我國有上億市場主體,其中龐大的中小微企業是吸納就業的“主力軍”,也是經濟活力的重要源泉。勞動就業或者創新創業,只有創造和體現價值,使企業盈利,使資本增殖,才能使市場主體持續發展,從而奠定實現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發展的經濟基礎、現實條件。

    對于創造和體現地方學學科體系價值來說,最關鍵的一點,就是使科學文化即地方學學科體系也變成有價值的東西,并且在應用服務中把價值充分體現出來,使經濟文化相互促進、融合發展的成果變成社會的共同財富并且所有社會成員可共享。

    恩格斯指出:“正是由于這種工業革命,人的勞動生產力才達到了這樣高的水平,以致在人類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創造了這樣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實行合理的分工條件下,不僅進行大規模生產以充分滿足全體社會成員富裕的消費和造成充分的儲備,而且使每個人都有充分的閑暇時間從歷史遺留下來的文化——科學、藝術、交際方式等等——中間承受一切真正有價值的東西;并且不僅是承受,而且還要把這一切從統治階級的獨占品變成全社會的共同財富和促進它進一步發展。關鍵就在這里?!?/p>

    隨著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的發展,現在出現了數字經濟,文化形成產業,可謂數字經濟作骨,文化產業為魂,實體經濟支撐軀體,使曾經的“可能性”現在逐漸變成社會現實。就創造和體現價值而言,地方學的構建與應用需要通過產業化發展,促進應用、教學和研究各環節形成彼此聯系、相互促進的一個有機整體,通過市場化運作把學科知識體系的價值體現出來。對地方學的產業化發展,有探索者提出,在需求——生產——市場擴張——資本介入——人才需求擴張——教育需求擴張——主干課程的確立和發展——教育機構擴張——促進生產——促進更高層次的需求的循環中,勞動、信息、知識以及資本的系統性共同作用下,學科內涵得以不斷增加和深化,并實現可持續發展。鄂爾多斯學將在地方學學科體系的構建與應用的產業化發展方面積極探索,努力形成創造和體現學科知識體系價值的優勢。

    (二)交流合作與平臺建設的優勢

    從宏觀上來看,人類科學文化是由無數個網線和聯結點形成的一張網絡,即“天網恢恢”;而全球各地文化是其中具有地方特色的網格,即“疏而不失”。無論是根據行政區域還是地理單元來劃分,每個地方的科學文化都是人類科學文化大網絡中的一個小網格。我們努力構建綜合性地方學學科知識體系,就是探索和遵循人類社會發展的內在本質規律,以此在全球文化網絡上進行宏觀研究,在地方特色網格里進行微觀研究,在各個網線和聯結點進行對比和平行研究,使這種網絡、網格、網線、聯結點形成一個有機整體。

    馬克思說:“合乎真理的探討就是擴展了的真理,這種真理的各個分散環節最終都相互結合在一起”。地方學研究的優勢,是共同探索真理即人類社會發展的“在本質上是同一”的客觀規律而形成“同一個主題”,并且由此可以形成協同創新、融合發展的“同一個平臺”。遵循這種必然規律,鄂爾多斯學研究在交流合作與平臺建設兩個方面形成了一定的優勢。

    1.倡議成立中國地方學研究聯席會,促進地方學學術聯盟建設。

    地方學研究學術聯盟從鄂爾多斯啟航,正在駛向全國、亞洲、世界。

    2005年,在鄂爾多斯學研究會倡議下,溫州學、泉州學、潮州學、揚州學、徽學六家地方學研究機構共同發起創立了“中國地方學研究聯席會”,并由鄂爾多斯學研究會擔任第一任輪值主席方,努力把分散在各地的全國地方學研究機構以及海內外從事地方學研究的學術團體和有識之士聯合起來,發揮人才的聚集效應,形成合力,有組織地開展學術交流、互通信息、共享成果。

    2008年,輪值主席方移交北京學研究所,目前會員單位有30多家。北京學研究所擔任執行主席單位以來,使中國地方學研究聯席會有了更好的發展。中國地方學研究聯席會執行主席單位負責人、北京學研究所所長張寶秀教授在《北京學研究所20年發展歷程回顧與未來展望》中強調發展學科、提升平臺、走向世界。她說:北京學研究所(基地)將深化北京學和地方學學科建設理論認識,進一步明晰學科研究框架和研究范式,建設立足北京實踐、具有中國特色、面向國際前沿的綜合性“北京學”高精尖學科,多學科協同創新,共同發展,增強學科(群)的綜合實力。北京學研究所(基地)將堅持開放共享,努力提升平臺層次和綜合實力,努力建設成為高水平的服務中國地方學研究聯席會的全國性地方學學術交流平臺,建設亞洲地方學學術聯盟,加強與歐美地區相關研究機構、學者的交流與合作,推動北京學和中國地方學逐步走出國門、走向世界,在世界地方學研究領域發出強有力的中國聲音。

    目前,在亞洲地方學研究領域,北京學研究所成為“帶頭人”。如日本學者教授佐野充在北京學研究所成立20周年紀念會上的致辭中所言:“目前,我們正在以代表中國地方學研究最高水準的北京學研究所為帶頭人,和韓國首爾市立大學首爾學研究所一起,中、韓、日三方共同努力推進東亞地方學的研究。三方也應該更進一步地將地方學發展成為對全亞洲地區振興和地方創生有所幫助的學科領域”。韓國學者李奎泰也認為:中國地方學的研究活動方面,北京學研究基地聯合中國各地的地方學研究單位,形成了中國地方學研究全國化的趨勢,促進交流合作,使中國地方學成為一個成功的學術領域。希望以此作為一個國際化的平臺,構建中國的地方學研究界與韓國、日本地方學的合作網絡,持續把中國的地方學研究的合作領域擴大為世界化。韓日地方學界各自國內學術聯網,若由北京學研究所的中介與中國地方學研究界建立合作研究活動網絡的話,我們大家期待的各個地方學的國際化的研究網絡將會成功展現出來,一定會成為世界性的一流學科。

    未來,從地方學學科體系的構建與應用的必然發展趨勢來看,將從具有局限性的學術研究聯盟,向著能夠把地方學研究與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結合起來整合更多資源的產業聯盟轉型發展。地方學能否產業化發展,取決于能否創造有價值的學科知識體系,以及能否在應用學科知識體系為社會發展服務的過程中把價值體現出來。北京學研究所編輯出版的中國地方學研究成果系列《地方學研究》第3輯發表的《地方學學科建設的最大知識增量及其價值體現——以內蒙古鄂爾多斯學為例》、北京學研究基地和鄂爾多斯學研究會印制的首屆亞洲地方學與地方文化學術研討會交流材料《地方學的構建與應用——以中國內蒙古鄂爾多斯學為例》等,就是在促進地方學學科知識體系的構建與應用的產業發展方面在積極探索。

    2.通過《地方學研究》輯刊以及互聯網平臺等,促進地方學協同創新、融合發展。

    從發展歷程來看,目前地方學研究成果相對集中展現交流的平臺主要有兩個,一是中國地方學研究成果系列《地方學研究》輯刊,二是思想類公益性草根網“地方學研究”博客。

    2017年,在北京聯合大學北京學研究基地召開的中國地方學聯席會工作會議決定,從2018年開始,編輯出版《地方學研究》輯刊,每年出版2輯。作為聯席會的系列出版物,匯集地方學與地方文化研究成果,促進相關系列成果的持續積累,推進理論研究與實踐經驗的交流與分享,不斷提升學術研究水平,擴大地方學與地方文化研究的影響力,打造“中國地方學”特色品牌?!兜胤綄W研究》第1輯、第4輯由鄂爾多斯學研究會負責編輯出版,第2輯、第3輯、第5輯由北京學研究所負責編輯出版,可以說《地方學研究》輯刊展現了中國地方學研究的現狀以及走向世界的趨勢。例如,《地方學研究》第1輯收錄有關北京學、上海學、晉學、桂學、內蒙古學、臺灣學、廣州學、杭州學、 敦煌學、西夏學、西域學、伊犁學、閩南學、泉州學、揚州學、大冶學、鄂爾多斯學等30個地方學和地方文化研究方面的43篇文章,這也是中國地方學研究機構部分代表第一次“集體亮相”?!兜胤綄W研究》第5輯,是在北京舉辦的“首屆亞洲地方學與地方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收到來自韓國、日本、馬來西亞、蒙古、加拿大、中國大陸和臺灣學者提交的70篇論文基礎上擇優編輯出版。

    思想類公益性草根網創立于2006年,近600名海內外草根學者在草根網建立博客,讀者遍布150多個國家和地區,原創文章受到各界廣泛關注,轉載率很高,知名網址導航站“hao123”“360導航”等都收錄了草根網。網站根據訪問量給博客排行。到2020年6月7日,地方學研究在草根網的兩個博客訪問量達千萬人次:一是2016年2月開設的團體博客“地方學研究”,刊載博文760多篇,評論1000多條,訪問量1491萬多人次,排行13位;二是2012年3月開設的“包海山博客”,刊載博文670多篇,評論1750多條,訪問量1058萬多人次,排行23位。

    團體博客“地方學研究”主要刊載了三方面的文章。一是中國學,包括國外的“中國學”,例如美國、俄羅斯、德國、英國、澳大利亞、日本、韓國、印度、蒙古國等世界各國的“中國學”研究成果和信息;以及本土“中國學”,例如《如何思考和建構一門真正的中國學》、《時代的呼喚:構建中國本土的“中國學”》、《江蘇高校召開“中國學”一級學科建設研討會》等。要開展地方學研究,對中國學、全球學等系統性學科的基本概念有所了解和認知是必要的。二是中國各地方學,例如北京學、上海學、重慶學、新疆學武漢學、西安學、成都學等40多個地方學研究成果和相關信息,刊載了《地方學研究》輯刊以及《論地方學建設與發展——中國地方學建設與發展研討會文集》《地方學的應用與創新座談會專輯》等書刊文章。三是把鄂爾多斯學作為地方學研究中具有鮮明特色的一個案例,把創立鄂爾多斯學及其研究會18年來在學科建設方面的《鄂爾多斯學研究》《鄂爾多斯學概論》《鄂爾多斯學論叢》《我與鄂爾多斯學》《心路——鄂爾多斯學及其研究會十年歷程》《地方學與鄂爾多斯發展研討會專輯》《鄂爾多斯學研究·鄂爾多斯學研究會成立十周年專號》《探索·收獲·展望——鄂爾多斯學十五周年紀念文集》等研究成果集中展現出來。

    從未來發展來看,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演化以及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回歸中,人作為“類主體”以“人法地”為切入點的地方學研究,能夠同創與共享。就像每個地方都是球自然村這個地方的組成部分一樣,每個地方學也是全球地方學的組成部分。人作為自然界的產物,“人和自然都服從同樣的規律”,因此探索和揭示人類社會與自然界在本質上是同一的客觀規律的地方學學科知識體系是一個有機整體。因此,每個地方的人們既能夠從不同的角度“同創”地方學學科體系,又可以根據當地特色“共享”地方學學科體系為社會發展服務。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就業是最大民生,文化旅游包含了人文歷史發展和自然生態環境這兩個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組成部分。因此,對勞動就業以及文化旅游的理論研究與社會實踐,能夠深層次、全方位促進地方學學科建設與應用服務的協同創新、融合發展。隨著地方學學術聯盟向產業聯盟的轉型發展,將使更多的科學文化資源被激活、融通、賦能,使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結合起來,有效解決人類利益和命運共同體所遇到的各種綜合性、系統性的社會現實問題。這是地方學研究協同創新、融合發展的方向。

    作者:包海山,鄂爾多斯學研究會副會長、草野思想庫副理事長、草根網地方學研究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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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簡介


蒙古族,1960年出生?,F在是鄂爾多斯學研究會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沒有黨派,認為存在區別于老百姓的各種黨派的歷史條件下,沒有黨派就是最大的黨派;認為無須什么人、什么黨派來代表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因為人民群眾自己可以代表自己的根本利益。學習馬克思理論與政治和黨派無關,它所揭示的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編、著出版《我們最喜愛的馬克思恩格斯名言》、《包海山論文集》、《以人為本,實現全面而自由發展》(獲鄂爾多斯市第六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等書籍;發表《“現代馬克思”或許出現在中國》、《靈氣活化“資本論”——試讓人類智慧最高結晶體現巨大經濟價值》、《資本的信息結構及其功能研究——開發馬克思主義經濟價值的最佳途徑》(獲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頒發的第一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等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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